亚洲象的和谐保护（节选） -9游会

陶思明（2020.4）

1、实实在在给亚洲象腾挪必要的生存空间。国家有计划保护亚洲象几十年了，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但如何使其自然生境更宽绰、籍以减少人象冲突的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好。象是身躯高大的食草动物，非洲象的生境是视野开阔、地势平坦的稀树草原，想必亚洲象的生境也绝不是郁闭度极高、不见天日的热带森林。但我们是通过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把森林生态系统和亚洲象的保护捆绑在一起的，既追求尽可能高的森林覆盖率，又要让象群多起来，这两个目标在同一区域不可能并行实现，森林覆盖率越高，大象的适宜生境就越少。而保护区外，随着各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更不可能给亚洲象预留多少适宜生境，当然也有各种形式的生态恢复，但在经济利益优先下恢复的没有失去的多。而且象喜食的“野生植物在野生状态下生长得不错，可人工种植不一定长势好”，食物源基地种植玉米、甘蔗等，强化了象对农作物的依赖，种群数量又有增长。这些情况，从客观上促使亚洲象越来越多地进入人居生产区域，人象在一个狭小区域互不满意、互有排斥，不时出现肇事现象。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亚洲象等野生动植物，这也是保护初期的自然背景，只是随着严格的森林保护日见成效，之前天然植被中的荒地、草地及疏林地逐步演替为以乔木为主的森林，生境发生了不利于亚洲象生存的变化，食物种类数量也逐渐减少，象的应对措施便是走出保护区。可能还有立地条件、海拔高度的原因，象也没有进入一路之隔的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双版纳就那么大，自然保护区面积国土占比原已不低，保护区外的天然林早就所剩无几，橡胶林无法利用，再就是农田村社，保护区内外都没有更多适合大象栖居觅食的地方。媒体报道大象不时出现在充满危险的高速公路上，成群结队走村串户践踏庄稼、损毁民居，被车撞的，被人驱赶的，它们肯定也不愿意过这种流浪生活。大象会思维，为生存而斗争是本能，一眼望去大地上到处是人工世界和受保护的森林，没有了属于它们的地方，人象冲突完全是太过局促的象生境逼迫出来的。

亚洲象不能成为无家可归、食不果腹的流浪者。鉴于人与自然已形成割据之势，过去多从开林窗改善亚洲象采食条件考虑问题，原国家环保总局2003年处理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扰民问题时，提出“在保护区的实验区划出一定区域开一些‛林窗′，种植大象喜食的野芭蕉等植物，把大象等留在保护区内，以减少到社区肇事。”说的是南滚河保护区，也希望能影响到西双版纳保护区，国务院领导批示了，但没有落实。除受限于相关法律规定外，可能也有感情因素，真要把一片茂密的热带天然林改造为类似刀耕火种的大象适宜生境区，怪可惜的。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禁止采伐自然保护区林木规定中，将“维护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列为可以除外的“特殊情况”，意味着兼有保护食草类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不必单纯追求高森林覆盖率，以兼顾不同保护对象的不同需要，为开林窗提供了法律支持，建议在单一用途、严格控制的前提下，选择常有象群出没的保护区边缘地带试行。

不过，仅在自然保护区开林窗为大象重建家园，也是就自然一方拆东墙补西墙，没有真正降低人类活动影响水平，因而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管不住以经济利益蚕食自然利益的话，就可能存在“林窗”名义上为大象开，又逐渐会被经济利用的风险，最终热带森林做出牺牲，大象却没有受益。所以，为大象腾挪必要的生存空间，必须着眼于经济社会领域的主动腾挪，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显著改变自然植被、占地较多的特种经济林及其他有潜力可挖的行业产业，都要从生命共同体出发主动让一让，比如考虑一些人工林包括橡胶林非经济目的转换改造，一些农田农地的退耕弃耕，使之成为大象适宜的采食生息繁衍之地；改造提升常有象到访的路段为高架路桥，取消象群固定栖息活动区域的旅游参观活动，使其有相对安静的环境，减少直接暴露于人的机会等。西双版纳地域狭小，但有世居民族，有特色产业，有人们向往的旅游资源，还处在通达毗邻国家的交通要道上，更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著名的绿色宝石，各方面生态空间都不宽裕，要有一个时期的紧平衡，大象的适宜生存空间才可能宽敞一些。事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现在象群也在向西双版纳以外的地方扩散，度过当前的困难期，相信一定会迎来人与亚洲象皆大欢喜的和谐景象。

2、要有区域生态承载力概念。不知道离现在最近的一个亚洲象鼎盛时期，西双版纳或云南大约有多少头象，但这是大型动物，意味着需要大的有质量的生态空间满足其吃、住、行需要，不可能不受区域生态平衡机制的约束。一些研究显示，象群游荡觅食每天可移行数十公里，一头雄性成年野象胃口好时一天要消耗200公斤以上的食物，“240多种野生植物和人工作物都是大象的食谱。在农田附近，野象就吃水稻、玉米；在野外，野象就吃芭蕉、榕树叶子。”（《人民日报》， 2018.10.13）亚洲象现状分布区人与自然都已承载很多，不仅要保障象吃好、喝好、玩好，还要人、象和谐，象群数量太少不行，太多恐怕也不行，人象冲突的实质也是区域生态承载力超负荷运转的反映。人当然要加强自我约束，但从亚洲象种群数量由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到200头增长到现在近300头看，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自我维持物种生存力的种群，达到了保护目的，工作重点放在生境保护恢复上就足够了，而无需特别追求象数量的增加，任何试图通过人工繁育增加野生象种群数量的努力，其实都是不必要的。

云南原已建有“中国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有报道宣称此举点燃了亚洲象生存希望，（新华网，2019.12.27）大有否定自然、独尊人工之嫌，以致在全面加强亚洲象保护及肇事防范管理中，还设想“继续扩建西双版纳亚洲象种源繁育救护中心，新建普洱亚洲象种源繁育救护中心，开展亚洲象救护、收容、人工繁育工作，为野化、野放和观赏提供种源。”（普洱新闻，2019.6.18）一边是社区群众对已有亚洲象野生种群不堪其扰，一边还要违反野生动物习性进行人工繁育扩充数量，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性，有可能进一步加大人象冲突，主动置问题于无解，建议放弃。对老弱病残者施以必要的救护、帮助其脱困是好事，但要谨守保护本分把好事做好，尽可能将其留在野外，不能借救护大搞圈养，把亚洲象野生种群变为人工种群。

3、加强危险防范宣传教育和损害补偿。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主要是超自然追求人的额外利益，表现很强的主观能动作用；自然之于人的不和谐，根本上是自然规律在起作用，人不能对自然提出要求，令天气年年月月都风调雨顺、野生动物都听人话办人事。维系人与亚洲象的和谐关系，除了为其创造更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实现人退、象退外，人必须主动防范、躲避危险。建议研究普及人与象不期而遇时的避险措施，包括安静观察、主动躲开、引导驱离，不惊慌失措、激怒大象等，在象群经常出没地方设置明显标志、告诉应急之策，建立日常监测和提示预警机制等，确保人身安全，也保护大象安全。这方面工作现在有了一些，要不断总结完善，也注意吸收民间经验，保护区管理机构、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可以主动做出更多努力。同时，加大农作物等经济损害补偿，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可以流转的农田林地及其他闲散土地，向着亚洲象适宜生境恢复，群众经济利益解决了，亚洲象也就保护了，保护亚洲象的投资应该向这个方向倾斜，这也是保护的问题导向，问题解决了，保护也就有了。

4、在更广阔的生态空间上看亚洲象保护。亚洲象现在局限于云南边境地区的几个点上，主要是一个时期以来过于强烈的人类活动压缩大象自然生境、胁迫大象野外生活的结果，并非自然分布模式。位于临沧市的云南南滚河自然保护区，是亚洲象的另一个分布区，2003年有过一次面积调整，在原来62.82平方公里基础上，新增上世纪50年代还有象群分布的芒库河等片区，形式上实现了与原澜沧江自然保护区大青山-窝坎大山子片区的连通，面积扩大至508.87平方公里，设想亚洲象能够向澜沧江保护区自然迁移，减轻南滚河片区分布印支虎等多种野生动物的压力，据说这一目的并未实现。但2011年象群出现在了普洱市，开始只在思茅区南屏镇，现已扩散到思茅区其他地方和江城县、澜沧县，“从最初的三五头先遣部队，到十几头成群活动，这一带的亚洲象越来越多。”“对大象归来，当地人发自内心地欢迎。”（《人民日报》，2016.11.19 ）表明通过扩大分布范围减轻人象冲突是完全可行的，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只要潜在分布区生态环境向好发展，迁移道路畅通，象自己会做出调整。

这是自然恢复的生动案例，野生动物生存不易，自己也在积极想办法，而非坐以待毙，足以启发我们站高望远，在更广阔空间范围上筹谋亚洲象的保护、促进人象和谐，而不拘泥于原有分布区。新的分布区究竟会出现在哪里，遵从自然模式而非人为指定，但人必须首先保护好潜在分布区适宜大象生息繁衍的生态环境，培育人象和谐的社会环境，全方位增强对亚洲象的吸引力。建议研究总结亚洲象重返普洱市的决定性因素，举一反三打通其扩大分布范围的关键环节，为亚洲象在更多地方开枝散叶创造有利条件，据以显著降低西双版纳等人象冲突高发区的象种群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