扪心自问 我为湿地做了什么 -9游会

2010年3月26日，有网友在湿地中国上留言，让我“扪心自问，你为湿地做了多少好事”？一句话，勾起我对湿地那些前尘往事“好日子”的回忆。不为证明什么，仅想以网友的“问责”作题，简单梳理一下我和湿地和西溪的点点滴滴。

一

我与西溪与湿地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始于2003年2月。那一年的年末，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下午，正致力于快乐、民主教学的我，被时任杭州市西溪实验学校校长的陆子龙叫到办公室，征询我是否愿意到时为蒋村乡政府（现为蒋村街道）党政办去工作，该乡打算从我所在的这所公立学校里借用一位思想政治素质高、语言文字功底好的教师当文书。因为本人在8年的从教期间，被学校任命了7年的班主任（有一年头脑发热想去考研究生，自动申请不再当班主任），所从事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也几乎都名列前茅，我所策划和主持的2项课题被省、市教育部门立项，并分别在市、区获奖，也算一个业务能力强、思想素质好、语言文字功底不错的普通教师吧，因此被校领导选中。这一年的寒假结束，在征得了父母同意后，我就到了蒋村乡政府党政办当文书。

扪心自问，我清楚的记得，我到乡政府后的第一个双休日，是和时任蒋村乡乡长的陈学广先生一起加班度过的，那次加班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撰写《蒋村乡（西溪）建设与发展专家咨询会汇报材料》。第二个双休日，在浙江宾馆，我参与并组织了那次专家论证会。在这里，请允许我对陈学广先生致意深深的敬意。在乡政府工作的两年中，是他，经常坐在我的电脑旁边，教会我如何一段一段的修改我那不成体统的公文材料，教会我如何做一个向上、大气、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政府的工作，包罗万象，在陈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乡镇机关行政一把手处理、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和水平，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睿智和英明，也学到了在学校中、在书本里难以学到的知识和本领。

扪心自问，我清楚的记得，2003年的春天，那些个sars肆虐的日子，以陈学广先生为代表的蒋村乡机关工作人员，忍人所不能忍，干人所不能干，我跟在陈先生身后，别人退避三舍的，我们上；别人视为瘟神的，我们接触，通过各种手段和举措，确保了一方的平安。同时，化不利为有利，转危机为契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乡卫生大清洁活动，清除该乡13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卫生死角，从而大大改善了蒋村乡脏、乱、差的形象，并于2003年5月份吸引了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同志前来视察。“非典”过后，我又跟随蒋村乡主要领导，主动找市人大、市政协领导汇报，接待媒体记者考察，呼吁尽早启动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

扪心自问，我清楚的记得，在2003年8月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湿地为何物，我相信99%的国人也同我一样，不知道湿地的概念和内涵。2003年8月，杭州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指挥部挂牌，由此，我才算对湿地有了初步的了解，由此，西溪湿地的保护和发展也终于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二

纵观西溪湿地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征地拆迁、规划设计、工程建设、经营管理，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我有幸参与了所有过程。

扪心自问，我清楚的记得，我以前的同事，我蒋村乡工作时的些兄弟姐妹们，在从事征地拆迁这个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时，流下了多少心酸的泪水和艰辛的汗水。面对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囿于当地的生活生产习惯，文明拆迁需要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我们经常是别人下班后回家了，才能找到户主，才能与其交流与其沟通与其谈判，而且这种交流、沟通、谈判又非一次就能完成，在蚊虫叮咬的夏天，在雷电交加的夜晚，在雨雪频仍的寒冬，我们一次又一次走家串户，顶骂声、看冷脸，熬到凌晨3、4点，希望能把我们关于湿地拆迁的美好愿景和政策传达给千家万户。这种工作方式的阶段性成果是，主人还是冷脸的时候，主人家的狗已经熟悉了我们的脚步和身影。这种工作方式的最终成果是：西溪湿地一二期工程涉及的2226户农户，仅有两家被强制拆迁，其他都自愿进行了拆迁。

扪心自问，我清楚的记得，2003年那年，我32岁，结婚成家的年龄早过了，该到专心致志找女朋友的时候了，因此，我打算征地拆迁工作结束后，要么回学校，要么在乡政府换个“工种”，别那么劳碌，别那么辛苦自己了，好好找一个爱自己的人，早点成立自己的小家庭。但“天不遂人愿”，2004年底，时任蒋村乡政府副乡长、湿地综保工程指挥部文化部副主任的赵梨萍女士找到我，苦口婆心的动员我前去西溪湿地综保工程指挥部帮忙，碍于面子，再加上内心也有想干点事情的冲动，2005年2月，我就被借调到了指挥部办公室。

三

扪心自问，我清楚的记得，指挥部借用以及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那真tm不是人过的日子。但是今天回忆起来，我倒很怀念那些“非人”的日子，怀念那些“好日子”里面的人和事。因为，到指挥部工作后，改变的不止是我的生活规律，还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首先是生活规律方面，2005年2月及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了双休日，没有了“朝九晚五”的上下班时间，因为是办公室唯一一个扛大梁写材料的人，因此经常要参加大量的会议，最多的一天开了5个会，上午俩，下午一个，晚上两个。领导开会，要出台很多政策和措施，别人开完之后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我还得写会议纪要，因为大量的工作需要以纪要的形式去明确去贯彻，所以拖延不得，一般都得第二天下发，所以加班就成了常态。那天的5个会是这样安排的，上午是指挥部指挥长例会和文化部专题会，下午是标识标牌专家论证会，晚上是副市长每日协调会和区委书记每日例会（晚6点1个、8点1个，8点那个会议开到凌晨2点多点）。还好本人是西湖区出了名的“快手”，一般会议结束，手提电脑里的纪要也差不多形成了，领导再修改一下，也就可以下发了。在写会议纪要这方面，我深得我们区原教育局局长当时任区政协副主席、综保工程副总指挥樊生富他老人家的赏识，他说，西湖区几千个老师里面，会议纪要能像刘想写得这么好的，估计找不出第二个。

像樊生富这样有水平、有魄力、有干劲的领导，西溪湿地综保工程进行期间，我还接触了很多，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到指挥部工作后，因为接触了众多像樊生富主席这样的领导，所以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扪心自问，我清楚的记得，2005年春天的一个深夜12点，西溪湿地综保工程指挥部会议室，一个简陋的工棚里，四面漏风，依然烟雾缭绕，依然气氛热烈，吃过简单的饼干、方便面之后，时任西湖区委书记的高乙梁同志，动了真情，他说，同志们，不知道你们怎样，反正我这段时间经常睡不着觉，前半夜，想想西湖区的事，后半夜，想想西溪湿地。市委市政府首次把这样一个大的项目放手让一个区里去实施，在杭州市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可走，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关于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咱们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都这么迟了，还得把你们留在这里开会，我也感觉很对不起你们，但是，为了西溪，为了湿地，咱也只能这样，只能拼了命、不要命的自己干，同志们，继续开会。

像高乙梁这样的领导，还有很多很多。指挥部总指挥、副区长黄春雷，周五晚上挂点滴到3点钟，第二天上午还是到了工地。最主要的，这个总指挥时时刻刻都能保持一颗快乐的心情，我那两个顶头上司以及我的可爱的外号，都是他帮忙起的，他还时常告诫我们，人生在世，开开心心最重要，生活是快乐的，把艰苦的工作也当成快乐的，这就是本事。而且，这总指挥很有水平和综合能力，他召开的会议，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的会议纪要，这让我这个写会议记录的，感觉非常开心。负责工程建设的副总指挥孙卫明，是个高大的汉子，也是总指挥里面一个专家型建设人才，时任我们西湖区建设局局长，现为西湖区副区长，皮肤很黑，人很忠厚，经常被另一个睿智的副总指挥吴兴根老大哥“欺负”，吴老哥和樊生富老人家两人联合斗起嘴或“欺负”起孙卫明来，那叫一个“开心大本营”，经常使我们旁观者笑得肚子发涨。吴兴根曾经面色严肃的告诉孙卫明，卫明，你到非洲去，肯定比一般人开心，因为，到那里，你心里肯定会想，嘿嘿，终于见到比我还黑的人了。

在这里，我还必须提到对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他们是时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现为西湖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梁进先生和现为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的张文炬先生，这两位，于我来讲，名为领导，堪比父兄。他们对我的影响，不简简单单的是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最主要的是人品和思想，也就是我所说的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两位，是我所接触时间较长的党的领导干部里相当优秀的两个，为人正派，党性强，品质优，德、能、勤、绩、廉样样可打满分，所以都已被组织部提拔重用。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我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

扪心自问，我清楚的记得，也有据可查，西溪综保工程对我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的感慨，被我写进了2005年4月29日指挥部的最后一次指挥长例会纪要，纪要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本次例会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开园前的最后一次例会，回顾半年来的日日夜夜，与会者均感慨万分，仿佛每次例会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历时最长的一次例会，从晚上7点半开到了次日凌晨4点半。听听每位同志沙哑的声音，看看每位同志沧桑的面孔，怎能不使人为中国共产党有这么一支敢打敢拼的干部队伍而感慨、而动容！大家一致深信：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有西湖区这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干部队伍的全力拼搏，有全区上上下下众志成城的不懈努力，西溪湿地这个刚刚面世的婴儿，一定能够顺利通过“五一”开门大考！（这次纪要，估计我们的领导梁进同志当时太忙，也没多少时间去管我，所以就被我发了出去。一般说来，政府的会议纪要里面，这样煽情的文字是不允许出现的哦，大家要引以为戒哦。）

2005年4月30日，西溪湿地举行了盛大的开园仪式，收复湿（失）地保卫战首战告捷，“天堂湿地”显山露水，“湿地天堂”梦想成真，杭州旅游业迈入了西湖、西溪“双西共舞”的新时代。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发来贺信，省委副书记、省长吕祖善，国家林业局副局长赵学敏，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国平分别在开园仪式上讲话。5月1日，西溪湿地揭开神秘面纱，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并收获如潮好评。2006年5月18日，烽烟再起，西溪湿地综保工程二期启动，截止到2007年10月1日建成开园，我既在湿地管委会办公室从事保护管理工作，又积极投入二期建设，兼任二期综保工程指挥部文书。西湖区投入力度，我个人工作强度，与一期相比，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期开园后，西溪湿地保护、经营、管理、研究工作蓬勃开展。从2005年12月份，我积极策划并全程跟踪、参与了西溪湿地申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筹备工作，2009年7月7日，西溪成功加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圆了我终生的一个梦想。除此之外，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一方面表现是2006年7月我个人组织关系调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研究中心这个事业单位，另一方面是组织、从事了历时三年的，由中科院亚林所、浙江大学、杭州环科院、省自然博物馆、省水文监测站联合开展的《国家湿地公园示范项目研究——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全过程，既摸清了西溪湿地的自然科学本底情况，又为国家层面制定国家湿地公园标准提供了参考系数。国家湿地公园示范项目研究的招标文件是我和市林水局的汤惠明处长共同起草的，项目协调办公室主要由我负责，项目的实施，如面向国际招标、中期成果审查、每月例会、最终成功评审等多次会议，我均有参加，这对于我全方位了解西溪自然资源情况、了解国内外湿地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并有幸结识了刘兴土、陆健健、雷光春、陈克林、崔丽娟、田昆、吴明、丁平、陈水华、于明坚等一大批国内顶级的湿地专家和本土专家，并使我深深爱上了湿地、爱上了西溪。

四

扪心自问，我清楚的记得，在西溪湿地工作的7年来，我接待了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各省市党政考察团、林业部门考察团6000多批13000余次，累计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都市快报》等平面媒体发表新闻性稿件800余篇篇，接受过央视一套、四套、七套，台湾中天卫视，香港凤凰卫视，浙江卫视，杭州电视台，韩国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媒体采访，与韩国李明博高参进行过座谈，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香港等地专家和管理人员有过交往，近期，还专门接受了山东大连电视台、湖北《楚天都市报》等媒体的电话采访，为宣传西溪经验，发挥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全国开展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西溪综保工程建设、保护、经营、管理、研究上，最值得我骄傲的是，每次市委市政府前来西溪湿地调研，关于西溪湿地的基础资料，都是由我一手提供，向西湖区委区政府输送了大量有份量的“炮弹”，从而为市委市政府出台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而且我连续6年被评为区委党委系统优秀信息员，2009年更是以全区第一名的分数入选。

在西溪湿地的综保工程上，还有一个人是我介绍西溪时必提的，那就是我非常感佩的杭州原市委书记王国平同志，无论接待哪里的客人参观考察，当他们问及西溪湿地的规划是哪家单位制定时，末尾，我总是不忘加上这么一句，西溪的今天，是集中了杭州市委市政府、西湖区委区政府以及众多国内外专家智慧的结晶。台湾中天卫视陈文茜小姐有这么一句话：“杭州人因西湖疏浚感念苏东坡,日后定要因西溪湿地感念王国平”。在我看来，王国平之于西溪贡献，真的是堪比日月之于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而且，他缔造的“西溪模式”，在中国的当前体制下，普适于整个中国湿地的保护和管理。我所接触的众多强人、能人乃至政府官员里面，对王国平之于西溪的评价，那是空前的一致。浙江省林业厅楼国华厅长曾经这么精辟的概括，在城市日益发展的今天，盖一所比前人更高的高楼大厦，铺一条比前人更长的公路铁路，那很容易，但是王国平能把西溪抢救性的保护下来，真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举。

在王国平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比如他的大手笔，他的大思路，他的成就大事的大气魄。就拿中国湿地博物馆为例，当初，我们也只是简单的建一个西溪的展示馆而已，但王国平同志要求我们，要建就建最好的，就建国家级的，在毫无任何头绪的情况下，我们5上北京，终于摸清了博物馆的审批部门，抢占了建设中国湿地博物馆的先机，建成后的中国湿地博物馆获得了国家林业局贾治邦局长的高度肯定。

在从事西溪湿地保护和管理的7年中，我接触最多的，就是国家、省、市林业部门，或许是“上山下乡”是本职的缘故，我感觉相比其他政府部门，林业部门的人更好打交道，更易相处。他们都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一批人，没有架子，没有“官气”，只要你努力做事，肯干事，会想事，他们都会非常欣赏。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国家林业局的印红副局长，是她，开创了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模式，是她，给西溪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在刚刚同意西溪开展国家湿地公园试点时，印红副局长是非常担心的，怕我们路走歪了，怕我们湿地面目全非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她来西溪考察结束我们送她去机场上飞机之时，她握着我们梁进先生的手，满怀担忧又语重心长的说，如果有一天，西溪的建设偏离了我们的方向，你们顶不住了，就给我打电话，我们会组织专家，想办法纠正过来。一句话，说得我和我们的梁进同志差点掉下泪来：在我们最困难时，她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在我们最需要时，她还会给我们撑腰，多好的领导啊。

所幸的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下，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按着国家林业局的要求走了过来，那“告状”的电话，一次也没打过。所以，2006年7月，前国际湿地公约秘书长布里奇华特先生来中国考察时，印红副局长安排他在中国野外考察的第一站，就是西溪湿地，考察西溪后布里奇华特认为：“西溪湿地综合保护这项宏大工程，已经为全球其他湿地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也为21世纪全球各地进行城市中湿地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模式”。

除印红副局长外，国家局湿地办马广仁主任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全国湿地的主管领导，这位有思想、有深度、专家型的领导对西溪湿地也很厚爱，他所谋划并成功举办的首届中国湿地文化节已经成为全国湿地界的一个标杆，他所批准并主持的中国湿地博物馆建设已经扬名海内外。另外，国家局湿地办的一干人马，老邓、老鲍、肖处、福田兄、晓红姐、隆富哥、老关、小姬、刘平、欣欣以及我们省厅、市局分管湿地的叶厅、卢处、赵处、俞处、薛处、肖剑老兄，都对西溪、对我本人厚爱有加，在这里一并感谢一下啦。

五

扪心自问，回到“问责”我为湿地作了什么的题目上来，再简单介绍一下我的“首席发展顾问”的由来。

2007年2月2日，湿地中国网上线运行，网站“语文老师”老邓同志来电，要求我多宣传西溪湿地，多发展热爱关心湿地的社会各界人士。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我本身对网络宣传就情有独钟，而且老邓开创的“公众高度参与的政府网站”模式又十分对我胃口，有了“话语权”的我，就开始在湿地中国上用西溪湿地的账号“疯狂”发文，估计到目前为止已有7000余篇，发展会员近200名。为扩大湿地中国网的影响，我与老邓策划并组织了“西溪杯湿地征文摄影大赛”，我又通过个人关系杭州市的公交车上进行了历时一个月、价值10万元的湿地中国网广告，策划并组织了中国湿地文化节、国家湿地公园标识征集活动，都极大的提高了网站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网站发展期间，老邓又想出了对发展会员多的志愿者定名为“发展顾问”的制度，因对外交流的需要，也是个人虚荣心作祟，我就在我的个人名片上加上了“首席发展顾问”的头衔，唬人用，没获得任何官方的文件许可，老邓也只是口头同意了一下，就这样，“首席发展顾问”就被我占去了。但是我自己觉得还配得上这头衔，最明显的一个成功案例，就是发展了“清水无鱼”这个与湿地毫无关系、但现在对湿地感情特深的杭州志愿者。

扪心自问，我为湿地做了什么，以上应该可见一斑，为证明所言非虚，所以处处都有具体的人名佐证。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这段话，没有任何官方证明，没有任何人提出，只是本人的一些臆想和猜测，我姑妄说之，大家姑妄看之、听之。

在我出生前的两天，伊朗拉姆萨小镇，18个缔约国通过了《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湿地的概念由此被官方确认，但是，我敢肯定，2008年底以前，90%以上的中国人不知道湿地为何物，湿地，也只是一些专家学者和湿地内部人士“自娱自乐”的研究项目。2008年底，贺岁片《非诚勿扰》风靡全国，西溪湿地凭借《非诚勿扰》一夜成名，大江南北，掀起了湿地生态旅游的热潮；举国上下，听到了关注湿地的声音。仅凭这点，难道，西溪，就对中国湿地没有贡献吗？难道，作为西溪的一份子，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就不算对湿地做了点什么吗？

内心来说，我本布衣，也是一个双鱼座、b型血的懒散浪子，对名、权、利，本身就无多大奢望，最希望的，就是求得内心的幸福，过自己品质的生活，但是，在大是大非、于国于民有利的事业面前，我还是有明确的内心底线和无怨无悔的精神的，虽然，为了西溪，我耽搁了个人终身大事；虽然，为了西溪，个人的前途还是一个迷茫的梦（如果还是教师行业，我相信我两年前就是高级教师了，但是现在，我连转评工程师的路都不知道在何方），但是我还是想大声的说，我骄傲，我喜欢，因为我是一个湿地人！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