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安全中的野生动物救护问题 -9游会

陶思明

最近，源于野生动物病毒感染的新冠肺炎，让许多患者痛苦不已，一些人也被夺去了生命，防控疫情、挽救生命成了国家这段时间的中心工作。从已经不治身亡的人数看，这次可能是比2003年非典更加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大家痛定思痛，都在为如何防止类似事件不发生、少发生献计献策。一项应急措施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公告，“至全国疫情解除期间，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要求对“各地饲养繁育野生动物场所实施隔离”，“对经营者、经营场所分别予以停业整顿、查封”等。从各地查封情况看，野生动物驯养繁育场所惊人，如近期云南进行封控管理的有2351家，四川完成封控隔离的有2919家。不知道人工驯养繁育野生动物全国存栏量是多少，也可能是数不胜数的天文数字。如据资料，2010年辽宁省野生动物养殖存栏量为14.9亿只；2019年江西省雁鸭类养殖存栏量为500万只，竹鼠存栏量50万只；全国野生大鲵种群数量一共也没有多少，却在湖北某大鲵救治救护科研基地有3万多条；大家都说难见雪豹真容，可是在青海某野生动物园就有10只，展出的6只雪豹中“除了有两只断腿和缺牙，其余都是从三江源等地救护的幼崽”。

真是不负泱泱大国盛名，许多野生动物的人工驯养繁育存栏量可能远超其野生种群量。这些动物要从野外捕获或人工繁育，要圈养饲喂，要运销贩卖，要加工消费，都非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而不能完成。这不能不令人想起另一个环节，即活跃全国的野生动物救护，其不但要亲密接触野生动物，更有可能以提供野生动物活体方式，服务于野生动物的人工驯养繁育，推高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因为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到处都在救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不能偶尔和人相遇、被人看见，否则就是问题动物，就要报告，就要来人查看，就要被以各种理由弄走，有的甚至怕野生动物自己回到山林，采取轮流蹲守的办法，直到被装进铁笼运走才算放心。为此，全国从上到下建立了完整的野生动物救护工作体系和庞大的救护网络，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媒体关注和社会心力不少。救护野生动物，为各种原因陷入困境和面临危险而不能自拔自救的野生动物除困解危，体现了人类大爱，本身没有错。需要质疑的是：

1.只要被人看见或肇事动物或破案没收活体动物，都是不能继续生活在野外或不能直接放生，而必需经历救护才行的“问题动物”吗，如果有这么多问题动物，那野生动物还怎么繁盛，我们履行保护包括侦破盗猎案的意义又何在呢。

2.在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今天，祖国大地上怎么会越来越有那么多野生动物需要救护，居然成为一项常规性、系统性、预先安排性工作，有没有存在太多不当救护、不该救护、不需救护的情形。如果都是救当所救，那上世纪或者上上世纪国家完全没有救护体系的时候，可以想象大地上会是什么光景。那时候野生动物还比现在还多很多，难道不是城乡遍野都充斥着缺胳膊少腿子或周身疾病或无吃无喝而一蹶不振的野生动物，那人们该怎样与之相处维系正常的生活。

3.野生动物排斥人是本能，即便深陷囹圄者一旦救出就溜之大吉，完全符合其习性。但是我们的救护，不管何种情形都先要弄回去人工养起来（当然也有直接放生的，非常好，这里先暂缓讨论），这更非野生动物所愿，以死抗争者常有。那么整个救护体系，年度或月度被救护者死亡情况如何，是不救护死的更多还是救了之后死的更多，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对比，足以显示我们的救护，在挽救行将死亡的野生动物生命上，成效是显著的。同时，有没有这样的对比，即那些原本不需要救护的野生动物，经救护不但没有死亡，还令其比野生时有着更好的繁衍生息机会，能为本物种野外不灭绝做出更大贡献，以体现我们的工作价值。

4.野生动物只有生活在野外才名至实归，也只有进入群体即区域生命共同体，才能发挥作用体现生态价值，由此而所有的救护只有不改变其野性且尽快放生野外，才有保护的意义，否则就成了野生动物的利用。那么，现在救护回来的野生动物，真正放生的比例有多大，没有放生的究竟是人不想放，还是野生动物不想回去，或者是把野生动物折腾太久而家养化而无法回归野外了。这些没有放生的野生动物，其之被救护除了延续个体生命外，可以说和生态系统、野生种群水平上的野生动物保护，没有了任何关系。但是它极易挤占保护资源，转移社会关注，有没有以救护个体代替保护群体的情况，投入产出比是否合理。

5.野生动物有没有自然生、老、病、死或在各种突发灾害中死亡的权利，如果将不计代价、分秒必争延续一只野生动物生命所花的巨大费用，转为解决大面上的某个制约因素，譬如直接补偿利益相关者减轻资源利用、开发建设、生产运营的影响，或是畅通一条野生动物迁移通道，或是捡拾一片渔网等，会不会保护更多的野生动物呢，大小帐是否也要比较着算，借以优化一下我们的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