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防控中人工驯养繁育野生动物的不同观点 -9游会

陶思明

正在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全国人民的责任。鉴于病毒来源已锁定在某个贩卖野生动物的市场，且有2003年sars事件前车之鉴，有人呼吁彻底根绝野生动物交易消费行为或杜绝非法食用交易，尽可能减少人与野生动物的亲密接触；有人研究兴旺的野味市场是怎么形成的，着眼于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有人认为阻断可能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应该一以贯之持续进行，不能只是在全国疫情解除期间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还有人考虑野味产业链只是人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的一个方面，多方向多目的野生动物的人工驯养繁育，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这个问题，最好能一并考虑。但也有人表示人类的发展和驯养繁育野生动物密不可分，科学研究繁育野生动物不应有错；甚至有人说吃野味人之常情，猫狗也会接触野生动物进而传染人等。

人与野生动物共处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宏观上讲是生命共同体，具体说来还有显著分际，即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人来源于野生动物，却也不能再回到野生时代去；人的生存发展依靠自然世界，经历漫长的人类文明史驯化了一批野生动物为家养动物，支持和服务于人的生产生活，却也不能永无止境把所有野生动物都家养化。如果向着等同方向努力，人和野生动物都将失去安全，已有家养动物也地位不保随时有可能成为弃儿，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也就没有了理论基础。大家都说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服务，而自然生态系统活的灵魂就是植物、动物、微生物等野生生物，是生命就各有各的生物特点、生态习性、自然对策和适宜生存的环境条件，尤其和人同一个类别的动物，更和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情感世界和矢志坚持。今天，我国有14亿人口，这是神州大地前所未有的盛世，也意味着我国的“自然”和“野生”世界正承受着巨大压力，快速变化无处不在发生，这也解释了国家为什么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因。

从自然规律和人类历史看，不可能出现一个完全人工化的世界，我们追寻人与自然和谐、崇尚绿水青山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自然世界经历人的无穷足迹践踏和不尽开发改造，已经十分脆弱，源于人类活动的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足可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生态环境已经极不平衡，拯救“自然”和“野生”的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又是在人的世界里牺牲人的暂时经济利益，保护不能自我主张权益的自然生态、野生生物，难度之大不可想象。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似乎还很不满足于祖先在“自然”和“野生”盛世时期驯化而来传世至今的优秀家养动物，更不惧怕大家都了解的野生动物一片日渐式微的颓势，还要多方向、多目的机制化、普遍化、常态化人工驯养繁育野生动物，模糊人与野生动物的天然分际，进一步加重打压、裂解自然保护，掣肘野生动物保护，也完全有可能加大人感染疾病的几率，如sasr等命名复杂的疫情疫病。由是，其之必要性、可行性、紧迫性，很值得商榷。

因为人工驯养繁育野生动物，无论从自然生境捕捉析出野生动物，运输和异地安置野生动物，笼舍饲养、人工饲喂野生动物，干预其婚育生殖，还是最终做各种形式的利用，都是人非常积极主动的与野生动物的亲密接触，甚至常看到有人拥抱、亲吻野生动物，以明爱护野生动物之志。而且自打野生动物进入人工驯养繁育体系后，伴随着料理野生动物的日常生活和成长繁衍，人与之亲密接触是日复一日、长年累月的，停一日、空半天都不行，所谓动物是张口货、难养，就是这个意思。特别野生动物经由人为力被动离开现状自然分布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特定生命共同体，生物多样性变单一性，没有了自然模式下种内、种间及其与生生不息环境间的相互间平衡制约机制，又是在失去自由天性和自然生存对策的人工环境里，身陷囹圄的野生动物其心理、生理、习性会都发生一系列变化，即便温顺的大熊猫也可能咬伤致残“猫爸”，距离典型人类社会区域又那么近，不说自带病毒感染人，野生动物自身生病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其时，非罪之身的野生动物，深陷疫病痛苦甚至失去宝贵生命的人，都是受害者，国家、社会、自然生态也都无从受益，还要因此付出更大代价。所以，人工驯养繁育野生动物，不光是涉及自然生态、野生动物如何保护更符合自然规律使保护对象实质受益的问题，也要有怎样做更有利于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情怀和高度。

从实践看，当代野生动物的人工驯养繁育难度很大。尽管出于通过舌尖的赚钱需要和其他各种目的，涉及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地域上星罗棋布，投入也很大，但有关部门2017年公布的第一批《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仅有梅花鹿、马鹿、鸵鸟、美洲鸵、大东方龟、尼罗鳄、湾鳄、暹罗鳄、虎纹蛙等9种野生动物，说明大张旗鼓几十年来真正人工驯养成功可自繁自育者寥寥无几。反倒在人工驯养繁育大旗下，以各种名义公开抓捕或秘密偷猎野生动物自然种群之风盛行，有的野生鸟类王国人工饲养雁鸭类数百万只大有瓜田李下之嫌，有的一次贩运30万只麻雀令人怀疑究竟有什么饲养场可以养得了这么多，有的一个盗猎案件涉斑海豹上百只如果没有下家怎可赚钱，有的从野外繁殖巢窃取自然孵化中的卵人工孵化或者圈养野生动物自然种群就算人工饲养繁育成功，有的保护物种经历艰苦卓绝的野外捕捉和人工饲养繁育也灭绝或功能性灭绝了……由此，想到北京麋鹿苑郭耕同志对野生动植物驯化历史的研究，他在一篇“利用驯化动物，尽量保护野生”的文章中说，历史以来人类尝试驯化的植物达7000种，通过（成功的意思吧）的有1500种，而尝试驯化的动物只有148种，通过的大型兽类不到20种，全部加起来也就60种，分析驯化野生动物为人工动物之难和动植物在可驯化上存在差异的原因等，希望利用好已有驯化动物为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早已告别了缺吃少穿的年代，也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时日，居高临下试图控制一切自然对象物的莽撞亦成为过往，很需要抱持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怀，心平气和搞清楚不同野生动物可驯化和不可驯化这个基本问题。这有利于我们自觉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从持续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真心实意不打折扣保护好野生动物的高度，进一步研究人工驯养繁育野生动物及其相关产业的存、废、兴、衰问题。为此，特转发郭耕同志这篇文章供感兴趣者参考，未与作者本人联系转发事宜，不妥之处敬请见谅。

利用驯化动物，尽量保护野生（网络下载）

郭耕（2016-03-19）

作为自然保护人士，与动物相伴30年，如今我却要正告大家，我不是一名“动物保护”人士，尽管我不杀动物，更不吃任何鸟兽（比很多的动保人士来得更纯粹）；我不是“动物权利”或“动物福利”主义，尽管我尊重动物，家里却不关不养任何动物，我不参加放生、不参与宠物救助活动，那你在这个领域混了半天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我是一名“野生动物保护”者或者干脆说就是一名“自然保护”人士。近来发现，因为概念的混乱，导致理念与观点的混乱，保护与非保护的正反双方动辄打乱仗，东拉牛西扯猴，你说东他说西，各持己见，本来是“理大不在言高”，最后说不定会凭着名头大、嘴头硬，暂居上风呢。

2016年3月18日在全国人大参加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草案座谈会，与会者不乏高级知识分子，从院士、官员、研究员到教授，可惜，那位官员竟说出野生动物该灭绝就让它灭的话语，那位中药界的院士更是大嘴一张，说什么绿孔雀繁殖了成千数万，我提醒，不是绿孔雀，那是蓝孔雀，他却说，既然蓝的能繁殖，绿的也一样，梅花鹿能繁殖，其他鹿也一样的蠢话，我发现，会上争论的很多焦点在于，不懂何为野生动物，何为驯化动物。哪个该用能用，哪个不该用不能用？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已逾百万年，但大部分时段是采集、小部分时段才开始狩猎，乃至定居下来的农牧，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驯化动物的历史大约开始于公元前8000年。起初，早期人类对羊、对狗进行驯化，直到公元前2500年对骆驼的驯化止，一万多年的时光里，人类对148种包括非洲象在内的陆生动物进行过驯化尝试，虽然候补者众多，但通过实验的大型兽类仅仅不到20种，全部加起来也就60种驯化动物，其他一多半都不合格，无奈地落选了，注定野生，桀骜不驯。本人对植物完全不懂，曾经读过一本《驯化植物学》，被人类尝试驯化的植物就更多了，达7000种，通过的只有1500种。植物的驯化始于人类的采集文明，当狩猎、游牧渐渐转为定居后，便开始热衷于在自然界选择可利用的植物进行栽培试验，以致今天能见到丰富多彩的各色作物。人类上万年的对植物的采集多于驯化，每百种植物中，平均一种被采集，而每千种植物中，平均有一种是被驯化，玉米、辣椒、西红柿、白薯等来自南美；小麦等来自中东；大麦、大豆水稻、苹果、大葱、油菜等等源自中国；高粱、咖啡等源自非洲；萝卜源自东亚；而胡萝卜源自英国……人类驯化了7000种植物，相比之下，人类在世界各地驯成的动物就屈指可数了。

人们发现，可驯的动物几乎大多已被驯，不可驯的，我们再有想法，再有欲望，也是枉然。从你熟悉的麻雀喜鹊宁可寄居你的屋檐，却绝不让你囚于樊笼，大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气概；鸳鸯斑马纵然美丽，却从不低下高贵的头去任你役使。有人把人类驯化历史上出现的这个规律称为“安娜原则”，为什么呢？这是套用了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书中的一段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换言之，“可驯化的都被驯化了，不可驯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的理由”，那么，不可驯的理由究竟何在呢？

人类驯化的对象当然是来自大自然，都是野生的动植物，在不断把野生的驯成家养的过程中，走上了从采集、狩猎，向农牧业生产的进化之路，但是，向自然的索取并非为所欲为，对动物驯化的脚步也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别以为你驯化了欧洲野马也能驯化亚洲野马；驯化了蓝孔雀还能驯化绿孔雀；驯化了驯鹿还想驯化麋鹿……根本没门！近几百年来，驯化的进程显然慢了下来。在我们对地球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开发力度与日俱增的同时，可驯化的对象、可驯动物的种类却日趋枯竭，就是养不熟，为什么？

1、饲料或日粮的供应：饲养动物都讲究效率即成本核算，俺食物生物量的转化率来计，最低也在十分之一，即100公斤的食肉动物需要有1000公斤的食草动物供养，而这1000公斤的食草动物，又需要10000公斤的谷物来喂养，这才符合生态学上的林格曼定律。那些吃的太多的、挑嘴的、偏食的就不合格，如树袋熊，人见人爱，为什么我们不能大肆繁衍普及饲养呢，就是因为它们的食物很偏，只能靠桉叶为生，甚至几种桉叶过活，故而不能纳入驯化之列；穿山甲，以蚁类为食，你哪弄那么多蚂蚁去？一句话“喂不起”。

2、生长速度：驯化动物必须具备生长迅速的特质，“肉料比”适当，短时间见效。大猩猩是浑身肉呼呼的，可它的一身肉需要15年才长成，尽管它们是素食，只吃植物，可有谁有耐心喂上15年去吃它们的肉呢；娃娃鱼的生长期很慢，从小到大几十年才长成，谁等得及，一句话“耗不起”。

3、繁殖条件：有些动物在圈养条件下难于繁殖，如大熊猫、猎豹，都是野外几雄追一雌，漫山或遍野，几天下来，才达到发情交配的程度，弹丸之地的樊笼岂能满足；麋鹿需要湿地环境才能成活的很好，这种大种群、大空间的条件，它有可能成为苑囿动物、庄园动物，却不能驯化为圈舍动物、农家动物，一句话“养不起”。

4、凶险的个性：大型兽类能伤人甚至吃人，熊尽管能吃素，饲养成本不高，长的也不慢，但成年的熊力大性凶，无人可以抵挡，气急败坏的取胆者只得将其囚入铁笼；斑马也曾被纳入驯化视野，套上缰绳拉车，但被斑马咬伤的饲养员比老虎伤的还多，而且咬住你的手指就不松口，谁还胆敢驯它呢，一句话“伤不起”。

5、容易受惊：有些野生动物高度的神经质，对外界刺激极度敏感，这是它们在野外养成的求生本能，但是，人工条件下，本性难移，一遇惊吓动辄横冲直撞，如一些羚羊，一些鸟类，宁可撞死也不屈服，中国重引入拯救的三项保护动物之一的赛加羚羊就是这样，我曾作为饲养员，眼看着一只只的撞死，就是不让人接近，你探头探脑的都不行，一句话“伤不起”。

可见，对各种动物的驯化，要克服的障碍很多，成功者寥寥，不像对植物驯化那么坦然，那么相对顺手一些。出于各种需要，人类驯化了一些动物，从野生变成了家养，从此人类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所谓“动物改变了人类世界”：

以马为核心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牛为核心的农耕民族则蓄养各种动物。

动物的肉、蛋、奶、皮、毛、丝……为人类提供了其生存所需的蛋白质，各种营养及御寒材料。一些动物还为人类提供了维持生存所需的植物生产，包括不可或缺的传粉、传播种子、控制害虫等作用。

一万年以来，人类已使一些原来野生的动物丧失了其惧人天性，从狗开始，也有认为从羊开始，我们已成功地驯化了约60种动物。家鸡的祖先源于中国南部、印度北部的原鸡；家兔源于野生的欧洲穴兔；家鸭多源于绿头鸭；狗、马、羊、驼、水牛、鸭鹅来自亚洲；牛、猪、兔来自欧洲；猫、驴、珠鸡来自非洲；驼羊、番鸭、豚鼠、火鸡来自南美……

人类的文明进化与家禽家畜的饲养驯化如影随形，蓝孔雀被印度人视为国鸟；火鸡初被拿到英国时误认为是来自土耳其，由此得名turkey。驯养了4000多年的鸽子使鸿雁传书的浪漫成为实际；蜂的驯化则让人类尝到了天赐的甜蜜；海狸、水貂、狐狸等毛皮兽的饲养为妇人提供了华丽的裘皮；驯鹿驯鹿，顾名思义，这是一种被驯化了的鹿，也是鹿科动物中唯一真正被驯化了的鹿，黇鹿只能徒劳无功地甘居其后，毕竟黇鹿没有驯鹿拉车驮物拉雪橇的人类劳作助手之作用。驯化历史艰辛而漫长，总的说，驯化并非坦途，岂能为所欲为。

如今，人类无论从生理到心理，几乎样样离不开动物，但地球上的动物却完全可以不需要人类的照应而栖息。现代渔业曾一度辉煌，特别是在二战之后，但年复一年的过度捕捞，不仅使内陆河湖竭泽而渔，汪洋大海同样面临资源馈竭。我们一些人爱拿带鱼是野生动物该不该保护来说事，但是曾经支撑我们一代人的舟山带鱼资源几近枯竭，纠其原因，皆因过度消费，未能及早采取休渔措施。为了自身需求的可持续，必须给动植物喘息之机、休养生息！

在全国人大的发言中，我以“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度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材乏用亦”这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至理名言，来诠释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理由，我觉得这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与生态文明要求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