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鱼类与兴建水坝的迷思———评点水博《对鱼类的研究和评论应该尊重科学》 -9游会

先介绍水博其人。水博本名张博庭，生于北京，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力学专业，1988年毕业于水利水电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教授级高工。观其真名，当知其人出生书香门第；看其笔名，当晓此公以在与水有关的知识领域里其学问博大精深自诩；视其文风，之霸道强横、机锋毕现，与三十五年前的梁效、罗思鼎、石一歌辈庶几近之。在纸媒和网络上拜读水博的文章久矣，虽对其观点多不苟同，但也未想加以反驳。理由无它，盖因自认无此能力也。试想，水博大人高居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之位，顶着教授级高工的头衔，其在水电方面的学术造诣自是了得（既如此，以下就尊称“水大师”吧）。依在下的可怜学历，从事的又是土得掉渣且无甚技术含量的行当（因此存在专业知识不足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水大师的专业领域里与其论战，岂非自不量力？如果被扣以“极端环保主义”、“伪环保”和“造谣污蔑”的帽子，岂非更加不爽？

水大师提出《对鱼类的研究和评论应该尊重科学》（见《博客中国》水博的博客2010-12-10），这当然是无比正确的。科学是什么？科学乃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之知识体系也。古人云“举头三尺有神明”，并非他真以为三尺之上有个神仙在盯着你，而是说天地间总有某些可称为“天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需要被遵循；今人则说要“尊重科学”，意思是你必须按科学规律办事而非相反。“尊重”是一种主观态度，有人要研究鱼类，又不“尊重”有关鱼类的科学知识，这学问做得下去吗？

 有关鱼类的学问或曰知识体系，可能不如水电工程涉及那么多的数学、物理学和工程学知识，那么令人高山仰止，但依然是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中国鱼类学有当今成就，乃百年来数代学者筚路蓝缕、孜孜以求、皓首穷经的结果。以形态分类的鱼类学已够复杂，足以让普通人如堕烟雾；鱼类生理学若与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结合，鱼类生态学若与生物数学和统计学结合，则更非非专业人士可以染指。所幸水大师文章没有涉及如此高深的学问，否则在下这点文字也写不下去。

有人说在当下中国，谈论“尊重科学”是件奢侈的事，尊重常识已属不易。看完水大师这篇文章，在下对此说深以为然——提倡“尊重科学”的水大师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学问缺乏起码的“尊重”，故而文内充斥着罔顾事实、违背常识的谬论。那好，言归正传，还是在常识的基础上讨论水大师的文章吧（黑色及有下划线的的文字是水大师的原文）！

当前，全球最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温室气体的排放过量。而目前能够替代化石能源的第一主力就是水力发电。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有限开发利用水电资源。由于我国的经济起飞的时间比较晚，我国的水电开发程度目前还比发达国家低三分之二。

“生态环境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全球最大的环境问题”固然是温室气体排放过量导致的气候变暖，但“最大的生态问题”却是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破坏并进而产生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不一定导致气候变暖，但气候变暖以及人们试图阻止其发展的不当举措（如滥建水坝），往往会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进程。气候变暖是全球性的问题，无一国可以置身事外；生物多样性减少虽也是全球性问题，但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又大不相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续的讨论中谈到。

“我国的水电开发程度目前还比发达国家低三分之二”，根据是什么？如果说是水电理论蕴藏量或经济可开发量与已开发量之比，中国才及人家的三分之一，那就请拿出那些所谓“发达国家”基于同样计算口径的数据来。如果说的是水坝的密度，亦即水坝数量与河流长度之比，也请拿出数据来。在我等外行看来，中国绝大部分河流都因被水坝切了香肠而支离破碎，如此尚且还比发达国家“低三分之二”，要赶上人家该是何等景象？

2003年，中国水电装机8270万千瓦，美国同期是7550万千瓦（据说此时中国水电开发程度是美国的1/3）^{[1 ]}。时隔七年，到水大师为文的2010年，中国水电装机已超2亿千瓦^{[2 ]}，稳居世界第一（美国佬止步不前，约8000万千瓦），可“开发程度”怎么还比人家低2/3呢？水大师视中国水电事业的伟大成就为无物，玩儿偷梁换柱的把戏欺瞒国人，什么居心嘛？

这使得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比一般的发达国家要差得多，以至于让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排放完全不相适应。我们在gdp远低于美国的情况下，碳排放就已经超过了美国，我们在人均gdp远低于世界平均值的条件下，我们的人均碳排放就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值。所以这些都与我们的水电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不无关系。

关于什么是一个国家理想的能源结构，很难作比较，因为根本就没有统一标准。“一般的发达国家”是指哪些？“差得多”又是多少？据在下所知，所谓低地国家如西欧的丹麦、荷兰、比利时，北欧的芬兰没什么水电。其他主要经济体水电占发电量的比例是：美国5.4%、德国3.8%、日本7.8%、法国13.5%、意大利17.7%、西班牙17.7%^{[ 3]}。请问，以上10国算不算“一般的发达国家”？2010年，中国水电占发电量的比重已达30%以上，如此比“一般的发达国家”还差几何？

其实，水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大小与国家是否发达没有必然联系，端看其资源禀赋如何。世界上水电比重最大的10个国家是巴拉圭（100%）、乌拉圭（99.2%）、挪威（99.0%）、巴西（82.7%）、冰岛（82.3%）、委内瑞拉（68.2%）、加拿大（57.5%、新西兰（57.3%）、瑞典（50.3%）、阿根廷（40.4%）^{[4 ]},穷国富国兼有。中国本多高山大川，开发水电亦无可厚非，阁下讲真话足矣，无需侮辱公众智力、拿什么“一般的发达国家”说事！

中国gdp低于美国而碳排放高于美国，原因不外人口多、产业结构低级、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单位产值能耗过高、核电装机容量太小、新能源发展滞后等等。与世界水平相比亦复如此。至于“与水电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不无关系”的说法，在没有数据支持的情况下与废话无异。

所谓“能够替代化能源的第一主力就是水力发电”，若非无知，便是强词夺理。在中国清洁能源构成中（折合成标煤当量，不含太阳能），水电占27.2%、风能占15.5%、核能占2.7%，生物质能倒占大半壁江山，为54.5%^[5]。究竟谁才是第一主力？

然而，即便在我国的水电开发程度远远低于一般的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舆论却对我国的水利水电建设颇有微词。例如，在水坝建设与渔业资源的问题上，一些反坝的宣传未经证实，就变成了我们一些部门的“研究成果”。例如，最近《法制日报》在《珠江流域建1.4万座水库 导致渔业资源衰退》这篇文章中，很多所列举的理由就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道听途说（甚至可以说是造谣污蔑）。下面，我们就具体的分析一下法制日报这篇文章。

舆论对水电建设有无“微词”，跟“水电开发程度”是否高于或低于“一般的发达国家”无关，只看你事情做得合不合理。对中国水电开发之狂飙突进而鲜少考虑生物多样性、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公平补偿库区原住民利益损失的现实，社会舆论早已沸反盈天，以“微词”言之未免失之轻忽。所谓“反坝”，不过是有人对中国水坝建设中存在的规模、数量、决策程序、移民安置与补偿、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保护、发电收益的分配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异议、反对，甚或在其诉求得不到理解或满足时表达了愤怒。除非中国还是个容不得任何异见的专制国度，否则你就不得不承认这些现象很正常。很遗憾，对于《法制日报》的善意批评，水大师没能把所谓“微词”的逻辑贯彻到底，直斥为“造谣污蔑”，足见其态度之蛮横、言语之霸道。不就是“舆论”对“水利水电建设颇有微词”嘛，其可与“造谣污蔑”相关联乎？如此气急败坏，何苦来哉？

《法制日报》的责怪水坝的理由 “其一,鱼类产卵繁殖需要特定环境,如水温、水流、底质等条件,在拦河大坝建设后,破坏了原有繁殖场的环境,造成自然繁殖的困难”。

这种说法是一种不准确的表述，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自然的河流从来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所有的鱼类都是在自然界的不断变化中演变着、生存着、发展着。岷江流域的大渡河被地震造成的多座堰赛水坝，变成了许多座天然水库(形成著名的九寨沟)，也曾经存在着“在拦河大坝建设后,破坏了原有繁殖场的环境”的客观情况，但是结果如呢？若干年之后当地的鱼类资源，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原来的大渡河流域只有一种激流的生境，静水型的鱼类无法生存。而九寨沟的天然水库形成之后，不仅在水库的自然跌落段保存有激流的生境，而且在水库中，还增加了静水生境。这样当然会有利于更多种类的鱼生存、进化。

应该说，“《法制日报》的责怪水坝的理由‘其一，鱼类产卵繁殖需要特定环境,如水温、水流、底质等条件,在拦河大坝建设后,破坏了原有繁殖场的环境,造成自然繁殖的困难’”的说法绝对是准确的表述，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这个留待下一步讨论）。水大师的后一段高论，才真的是令人喷饭。

首先，鱼类当然是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和进化的。变化——污水横溢、满河鱼儿翻白——的事经常发生，但鱼的进化谁见过？已知中国1000余种淡水鱼类的大多数在第三纪上新世都已出现，更新世数次冰期间分布区扩大并有新种分化，其历时之漫长根本就非现代人的短暂历史可以比拟。看不见鱼类怎样进化，就如同看不见猴子怎样变成人一样——莫非水大师是以上帝之眼俯瞰世界？认为发生一场地震并形成几个堰塞湖就会导致鱼类进化并被人们观察到，与说把某人大冬天脱光了扔野地里而他在几年内将会长出满身御寒的猴毛一样荒唐。水大师要不信，不妨亲身体验一下！

其次，九寨沟什么时候被您老兄搬到大渡河上游去了?南坪（九寨沟的旧名）北去大小金川汇合处（以下方称大渡河）起码700里，远在嘉陵江的上游^[6]。水大师挟泰山以超北海、腾挪天地的本事真个了得！余生也晚，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信口开河”了！

其三，“岷江流域的大渡河”因地震“形成著名的九寨沟”发生在什么时候？地震之前那里有什么鱼？“若干年”之后是什么鱼类资源“大幅度增加”了？“若干年”又是多久？在下不相信水大师能回答这些问题。如若回答不了，那“当地的鱼类资源……反而大幅度增加了”岂非胡说八道？

其四，所谓“鱼类资源”是个笼统的说法，其中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概念（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以后的讨论还要用到）：一是种的数量或基因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二是现存每种鱼类的个体数目，三是存活鱼类的总质量（生物量）。自1758年瑞典人林奈按近代鱼类分类系统给中国鱼类命名以来，经过数代鱼类学家的努力，中国的淡水鱼已有1065—1080种被定名，发现新种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西南岩溶地下河流尚有希望）。若水大师能在“岷江上游大渡河”的九寨沟发现新进化出的鱼儿并亲自命名，绝对有青史留名的机会（弄个院士干干亦有可能，如此将不负“水博”之伟名）。可惜的是，中国的鱼类基因多样性正在持续衰退中。绝灭的估计近20种，进入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有92 种(包括24种重要经济鱼类^[7])；存活的每种鱼类的个体数目正在减少是无疑的，基于技术原因却难以弄清楚，但这无关宏旨；鱼类的总生物量想必是增加了，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淡水养殖大国嘛！

另外，关于水库造成“水温、水流、底质等条件”的变化，对于鱼类的影响虽然有可能是不利的，但也有可能是非常有利的。例如，我们国家普遍都认为水库造成的水温下降，不利于鱼类的正常生长，因此，需要采取分层取水的措施提高水温。但是，最近美国一些专家则介绍说，美国新建设的分层取水设施，主要是为了提取水库底层的低温水，以降低河道的水温。由此可见，根据我们所考虑的鱼的种类不同，我国专家和美国专家对水库水温的评价和所采取的措施则完全相反。显然，造成水体温度的变化，既有可能是有利的，也有可能是有害的。关于水流、底质条件的变化，也会对不同的鱼类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有的可能是有利的，有的也可能是不利的。

这段平和的文字不似水大师的风格，可惜绕半天也没把事儿说明白。“水温、水流、底质”突然发生变化时对鱼类当然是不利的（如同气候、居住环境和饮食条件剧变对人的健康不利一样），问题在于鱼类有其天生的保守性和适应性，环境剧变发生时，要么绝种、要么适应、要么迁移他处。环境变化之后某些类群数量增多亦有可能，前提是基因还存在，或人工引入新的种类。丹江口和新安江大坝建成后，都出现某些类群的鱼种群扩张的事例，但这依旧不能证明这样的变化对江河中的鱼类总体上有利。有犹太人从奥斯维辛逃出生天，您能说奥斯维辛有利于人类生存？扯什么淡啊！至于中国专家要提高水温而美国人要降低水温之说，则可能与两国土生鱼类不同的生态习性有关。美国人这么做是为了造成冷水急流以恢复冷水性鳟鲑鱼类的产卵场（看过《动物世界》的都记得鲑鱼产卵要有冷水、急流、砾石滩），此举恰好证明了“水温、水流、底质”对于鱼类的重要性而不是相反。不过话说回来，如无水坝，又何劳您分层取水？。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水温、水流、底质”的变化之所以对鱼类造成不利影响，是因为这种变化干扰了鱼类群体的繁殖行为，对鱼儿个体本世代的生存并无大碍。关于这一点后文还将提到。

即便某些不利的条件，通过努力也可以转化成有利条件。例如，我国长江葛洲坝水电站建设的时候，阻挡了中华鲟的洄游，但由于我们采取了人工培育增殖放流等一系列措施，多年来中华鲟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的增加了。除此之外，中华鲟自己也在葛洲坝的下游建立了新的天然产卵场，形成了适应新环境的自然繁殖。这些事实已经说明，水坝建设对鱼类的影响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因此，水坝水库的建设决不是“破坏”而是“改变”了原有繁殖场的环境。并且，改变结果并不一定就是“造成了自然繁殖的困难”，也有可能使“创造了自然繁殖的新条件”。

很难想象一个声称“尊重科学”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胡话。

1981年葛洲坝截流之后，中华鲟洄游通道被截断，上溯繁殖的亲鱼有的撞得头破血流死于非命（仅1981—1985年就拾获死鱼146尾，年均30尾）；有的打道回府降河入海；有的选择坝下消能池至庙嘴2公里江段（主要在南岸笔架山1公里江段）作为新的产卵场。由于产卵场狭小、天敌密集，加之孵化时间长（113——130小时），繁殖成功率很低（有报道说90%的鱼卵被吞食）。尽管1983—1987年平均每年放流35万尾鱼苗（至2006年放流650万尾），但二十多年后幼鲟补充群体较截流前减少达80%。建坝后出生个体回归繁殖群体的比例只有此前的16.5%, 雌雄比失调且普遍高龄化，雄鱼尤甚（类似人类的老龄化社会）。这证明中华鲟的天然群体正处于衰退中^[8]。“多年来中华鲟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的增加了”——纯属无稽之谈！

事情还不止于此。昔日四川有渔谚云“千斤腊子万斤象，黄排大得不像样”。千斤腊子即中华鲟，万斤象是白鲟，黄排是胭脂鱼。

白鲟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珍贵程度不亚于中华鲟，濒危程度更甚于后者。白鲟的产卵场与中华鲟接近，在长江江安段和金沙江柏树溪段。1980年葛洲坝截流后，白鲟洄游通道断绝，迄今坝下未发现其产卵场和成熟个体，幼鱼数量大为减少。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所15年来在长江口进行了多次资源调查，一无所获。

胭脂鱼是长江上游重要经济鱼类，历史上曾占宜宾岷江—长江段鱼获的13%，其产卵场主要在金沙江下游、岷江犍为至宜宾段。自1980年后资源持续衰退，致危原因很多，大坝兴建当是其一。1976年胭脂鱼被移入西江流域，但至今未见繁殖群体。

由此可见，水大师所言建坝 “创造了自然繁殖的新条件” 还真不是件靠谱的事儿！

《法制日报》理由其二是“,拦江拦河大坝使洄游生殖的鱼类不能到达产卵场所,或产卵后鱼卵没有足够距离和时间孵化和完成早期的发育；”

这种说法并不全面。水坝组阁影响鱼类的洄游是一种客观现实。人类自从建造水电站开始，就注重在重要的河段修建过鱼措施以便减小对洄游性鱼类的影响。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解决洄游性鱼类的阻隔问题，但是，也不能否认洄游性鱼类对生境改变的具有的适应性。例如，我国葛洲坝建成之后，中华鲟就在长江下游建立了新的产卵场。这就是因为葛洲坝水电站的建立，改变了长江下游的水环境。经过水轮发电机的高速运转，对长江下游的水体产生了掺汽的效果，让长江下游的江水中的氧含量大幅度增加。加上三峡建成以后，加大了污治理的力度。光是三峡每天从长江打捞出来的垃圾就达2500吨。水质的改善和含氧量的增加，在长江的下游，创造了适应中华鲟自然繁殖的有利条件。以前中华鲟之所以非要到长江上游产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上游的水流湍急，水质条件较好，江水的含氧量也比较高。只要我们满足了这些条件，就可以为某些洄游性鱼类，创造出新的产卵场所。

以上是水大师的又一派胡言。

中华鲟在“长江下游”找到了新的产卵场，不是葛洲坝下环境更适宜，而是它们走投无路。至于结果怎样，上面已经说了。

“人类自从建造水电站开始，就注重在重要的河段修建过鱼措施以便减小对洄游性鱼类的影响”确有其事（在美国可以隔玻璃墙看鲑鱼翻坝），但遗憾的是这些“人类”似乎不在我东方上国。贪他人之功为己功，情何以堪嘛！

“水轮机”“掺汽”纯属扯淡。坝下水域（非“长江下游”）水中氧含量较高是进入消能池的高压水流裹挟空气的结果（非“汽”而是“气”），无关水轮机的作用。但这种飞流激荡形成的巨大水压和噪声是否令上溯到此的鱼儿受用，还是件很难说的事儿。

人们在坝上每天捞出2500吨垃圾与鱼儿是否在坝下产卵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且不说没有水坝便根本不会出现垃圾壅塞水道的问题，水电当局予以打捞不过因为这些垃圾碍航、有碍观瞻和可能损坏水轮机，与在水底产卵的鱼何干？此外，垃圾可捞，“污染”可捞乎？。如果水坝消除污染、改善水质的逻辑成立（水大师另有文章提出水坝会形成所谓“倒逼机制”，将迫使上游加大污染治理），那么请问水大师：用缝屁眼儿的方式治腹泻可不可以？

中华鲟是白垩纪的孑遗物种，其在金沙江宜宾至屏山江段产卵至少在第三纪渐新世就开始了。自那时起到六十年前，长江上游既无水坝又无污染，但鱼儿为什么坚持要在那里而不是其他地方产卵，只有天知道。论水质，岷江好于金沙江，但中华鲟却从不入岷江。中华鲟历史上也进入西江，并以广西红水河、柳江、黔江三江交汇的石龙江段为产卵场 ，但从不入水质更佳的桂江，也不入广东境内的东、北江。水大师所谓“上游的水流湍急，水质条件较好，江水的含氧量也比较高”显然不成其为理由（最多也只是理由“之一”）。人非鱼，安知鱼儿是怎么选择的？！更加无厘头的是，欲论证葛洲坝条件好则强说金沙江环境佳——这好比你把人家轰出家门避居他乡，反过来却对人家大谈其故乡是多么的美好，其中的思维混乱不说，起码也显得不那么厚道。

另外关于“产卵后鱼卵没有足够距离和时间孵化和完成早期的发育”的叙述，也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曾有文章说长江上的一些鱼类，需要在江水中漂流4、500公里才能孵化成鱼，然而，这个判断的真实性如何，我们先不去说，我们先分析分析所谓需要漂流4、500公里的道理何在？文章解释说，某些鱼类产的卵，必须保持在水中漂流足够的时间才能孵化，所以，需要有4、500公里的漂流距离。显然，鱼卵孵化的决定因素只是时间而与漂流的距离没关系。假设现在的长江上游，由于水流湍急每秒钟的流速是2、3米，所以，需要有4、500公里的漂流距离。然而，如果水库建成之后，河道中的流速减慢为每秒钟2、3厘米，那么鱼卵的孵化距离，只需要4、5公里就足够了。要知道，河道型的水库几乎从来都不会是静止不动，因此，只要我们在某些鱼类的产卵孵化期间内，适当的控制水库的泄水速度，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产卵后鱼卵没有足够距离和时间孵化和完成早期的发育”的问题。

“另外关于‘产卵后鱼卵没有足够距离和时间孵化和完成早期的发育’ 的叙述，也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鱼卵孵化的决定因素只是时间而与漂流的距离没关系”——真高见也，您老人家当是在孵鸭蛋呀？！

大多数鱼（约占中国120种重要淡水经济鱼类的2/3）要在流水中产卵，刺激产卵的因子是流速、水温和浑浊度。卵产出后有的粘附在石砾上孵化，有的随水漂流孵化。以长江四大家鱼青、草、鲢、鳙中的鲢鱼为例，它在江水流速0.8 米/秒—1.2 米/秒、水温22⁰ c左右、水的透明度 10—15 厘米时产卵，漂流 33小时、约120公里后孵化（其它鱼类更长些，鳙、青、鳡约40小时、144公里）。如果按水大师说的“河道中的流速减慢为每秒钟2、3厘米，那么鱼卵的孵化距离，只需要4、5公里就足够”行不行呢？绝对不行。鱼卵比水重，水的流速太慢将沉底，或窒息、或被天敌吃掉。这和飞机飞得太慢会失速坠毁，自行车走得太慢会倾倒是同样道理。当然，对如此浅显的常识问题，身为教授级高工的水大师是不屑于考究的。

当然，还有些鱼儿是在静水中产卵的，产出后附着在水草或石砾上孵化。呵呵，水草和石砾也算是底质吧？

至此，在下算是斗胆给水大师上了堂常识课：鱼类产卵就tm的要水温、水流、底质这么些条件！上帝把事情整复杂了，您有什么办法？。

《法制日报》的理由是“其三,大坝的落成提升了水位、水流速度变缓,改变了河床的生态,影响了鱼类的生存环境。”

这种说法更是片面的。水坝建成之后，水库中的水流速将减慢，但是，水电站泄水的附近区域的水流速往往并不会减慢。因此，实际当中水电站建成之后，会减少激流性水生物的生存空间，增加缓流性水生物生存空间。所以，激流性水生物的数量可能会减少，而缓流性水生物的种群数量将会增加，但是，还绝不至于让某种激流性水生物无法生存。因为，一座水库建成之后，根本就无法完全让河流中的激流生境完全消失，鱼类总会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水域。特别是除了水库的泄水区域附近之外，水库肯定还有很多支流、小溪的流速，并不都会受到水库蓄水的影响。此外，文章的作者还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即：天然水库的形成也扩大了水域面积，增加了水环境的容量，这无疑会给鱼类创造更大的生存空间。因此，目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的现实是，水库建成建成之后，鱼类资源的总量不仅不会下降，而且会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在水库建成多年之后，总会形成大量适应新环境的鱼类种群优势。例如，我国新安江水库建设的时间较早，目前已经有50年的历史。对比水库建设前后，新安江水库水域的年渔获总量，累计增长的幅度已经超过的300倍。因此，作者片面的强调说水库建设之后“影响了鱼类的生存环境”并得出结论认为“水库导致渔业资源衰退”，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水库之影响鱼类生存，在坝上是急流转静水，在坝下通常是低温、低氧水（如无坝顶溢流的话），其生态效应主要通过扰乱鱼类的生殖行为而体现。坝上现生急流型鱼类当然不会立马死去，但在一两个世代之内就将消亡（如果它们无处可去的话）。坝下情况可能更复杂些——2010年6月23日三峡放水，远在三百公里之外的武汉江段水温骤降至5⁰c。按时令武汉江段水温应在20⁰c左右，水温剧降对正处于生殖期的鱼儿意味什么，人们应该想象得到。就整条河流而言，除上述因素外，水坝还影响上下游鱼类基因交流，其不利影响可能要许多年才显现出来。中国江河休渔成效远不及海洋，根本原因就是淡水鱼类繁殖条件恶化。鱼儿都不正常繁殖了，光休渔能解决个屁的问题！

“水库建成之后，鱼类资源的总量不仅不会下降，而且会大幅度的增加”。这种情形即使出现，也只适合于鱼类总生物量，而非“鱼类资源的总量”。以新安江水库为例，库区现有鱼类88 种，只占钱塘江全江202种鱼的 44%，即使扣除入河口海鱼56种，鱼类多样性也少了40 %；鱼类总生物量因大量放流家鱼鱼种（以鲢、鳙为主）而比建库前大，这并无疑义，但代价是其他经济鱼类大幅减少。此外，鲢、鳙在库区不能自然增殖，其种群必须靠人工放流维持^[9]。

另外，这篇文章也存在着逻辑关系上的明显矛盾。例如，文章认为，是我国的水坝建设导致了渔业资源的衰退。但是，如果我们横向比较一下，就能发现这种结论存在着难以解释的逻辑漏洞。

美国的水电开发程度是70%多，而我国只有25%。只不过由于我国境内存在有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所以，我们国家的水电装机和发电量都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国家对河流的开发利用程度却比美国落后很多。从数量上看，虽然我国的水坝总数比美国略多一些，美国是八万二千多座，我国是八万五千座左右，但是，从水库的总蓄水能力上来看，我们的却比美国要小一倍多。也就是说我国建设的大坝普遍都小于美国，我国水库的库容量远远小于美国。然而，目前我们国家的渔业资源的现状，却根本无法和美国相比。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渔业资源衰退的结症根本不是水坝、水库建设吗?

如前所述，中国水电开发程度只及美国1/3的观点根本不值一驳。“必须承认,我们国家对河流的开发利用程度却比美国落后很多”亦与事实不符，有妄自菲薄之嫌。试想，咱祖上有郑国渠、灵渠、都江堰等伟大水利工程时，美国佬的祖先还在茹毛饮血；“开发利用”江河也未必只是筑坝发电，千百年来中华大地上因水而兴的锦绣田园、如画村镇、胜火江花、唱晚渔舟、百姓安闲恬淡的小日子以及樯帆西去重庆、漕粮万里进京难道就无价值——可以任由水大师数典忘宗、弃若敝履？换一个角度看，国人能把母亲河吸干榨尽、涓滴不入黄海，美国佬几时有如此壮举？水大师为水坝张目可谓不遗余力，然心劳力拙，“逻辑漏洞”多多哟！

   “我国水库的库容量远远小于美国。然而，目前我们国家的渔业资源的现状，却根本无法和美国相比”。此说或让某些以为“我天朝无所不有”的国人不服气并觉得水大师政治上不正确，其实人家不过是对基本事实疏于考证嘛！ 美国佬的基础工作很扎实，也未曾想与我东方上国一争高下——美国共有淡水鱼类966种，其中引入68种、灭绝17种、可疑及未定17种，实际认定的本土鱼类只有864种^[10]，比中国少200余种。至于淡水鱼产量，美国更不能望中国之项背（32.4 万吨对2210万吨，差两个数量级）^[11]。究其原因，一是天佑中华，让我们有那么多鱼好养；二是中国草根小民勤劳使然。试图用美国“渔业资源”好于中国来论证水坝建设无损于鱼类资源，是个可笑的逻辑错误。这里顺带指出一点，尽管经常被人混用，“鱼类资源”与“渔业资源”并非相同概念。前者是生物学概念，即所有鱼类物种的集合；后者是产业概念，即有经济价值并为人类所利用的鱼类物种的集合。鱼类资源包括渔业资源，反之则未必。概言之，水坝对“鱼类资源”总体上不利，对“渔业资源”既有害也有利。但“渔业资源”的丰盈对弥补“鱼类资源”的损害毫无意义，就如同猪的数量之于熊猫毫无意义一样。您老人家总不能有猪肉吃就不保护熊猫了吧?!

   美国水库容量大于中国或许是事实，但美国幅员与中国相近，承载的人口只及中国的22%，因此好建巨坝。而在中国，区区一个三峡就移民130多万，若学着老美那么建坝，您打算让多少百姓从故土上滚蛋？

纵向比较，文章的结论也有问题。例如，文章说“据调查监测,珠江流域主要经济鱼类的捕捞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呈现下降态势,近年西江河段渔汛期间单船日平均捕捞鲮鱼为4公斤、鲤鱼为1.5公斤、草鱼1.7公斤,不足九十年代的一半。名贵鱼类、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稀少,如鲥鱼、中华鲟等品种已多年无捕捞记录,而据历史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江鲥鱼年产高达40万公斤。”

然而，当我们的作者把破坏渔业资源的罪名，强加给水坝的时候，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我国的大坝建设的高峰期主要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80年代我们国家首次注册成为国际大坝委员会得成员国的时候，我国的大坝数量就是八万多座。后来我国的大坝建设主要是向大型发展，数量上的增加已经很少。根据建坝的时间分析，为什么我们大规模的建设大坝的时候，我们鱼类资源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减少，而是到了九十年代起才开始大幅度减少呢？这是不是也说明，大坝建设可能根本不是渔业资源枯竭的主因，而是我们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所出现的机械化捕捞技术提高造成的过度捕捞和水环境污染，对鱼类造成了威胁呢？前面所提到的美国大坝数量也非常多，而且水库库容还比我们大得多。但是渔业资源却仍然非常丰富的现实，也证明了同一个结论。即：大坝和水库决不应该是鱼类资源衰退的主因，真正影响渔业资源的是过度捕捞和水质污染。

中国鱼类资源正在急剧减少（著名鱼类学家、华南师大陈湘粦教授说西江经济鱼类平均每年绝一种），但麻烦的是，物种的减少、消失、灭绝是多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判断到底是哪根稻草最终压垮了骆驼。护鱼与建坝所以争讼不休，原因恐怕也在于此。《法制日报》文章认为是水坝建设、过度捕捞、水体污染、航道整治、大规模无序挖沙五大原因导致了珠江鱼类资源衰退，水坝居于首位。由于水坝对不同的鱼有不同的生态效应，这样的排序未必合理，但其对河海洄游性鱼类影响至巨却是不争的事实。上文提到中华鲟、白鲟因葛洲坝致衰的例子，命运相同的还有鲥鱼和松江鲈。

钱塘江曾是中国鲥鱼最重要的产地，桐庐县排门山一带是鲥鱼的主要产卵场，东汉名士严子陵钓台即在此（古有云“鲥之来，因供严子陵先生垂钓”）。鲥鱼溯河曾远达金华，昔有“金华桥下观鲥，目为风雅之举”的说法（如今徒留“金华桥下观垃圾，实为无奈之举”的叹息）。明代于慎行“赐鲜鲥鱼”对钱塘江鲥上贡入京有记述：“六月鲥鱼带雪寒，三千江路到长安……白天风尘驰驿路，天冰雪护江船。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筋金盘取望传”。历史上钱塘江鲥的最高产量曾达175吨，富春江建坝后持续减产，至1981年仅463公斤，如今近于绝产。

长江鲥鱼产卵场在支流赣江新淦至吉安江段，万安大坝建成后，长江鲥鱼产量已从最高1669吨次第降到1986年的12吨，近年已无渔讯。

西江鲥鱼产卵场在广西桂平铜鼓滩以下浔江江段，上世纪50年代桂平东塔一地产鲥达550吨。1960年珠江口白籐拦海大坝建成后产量急降，至上世纪末仅产数十公斤。2004年梧州长洲水利枢纽围堰合龙后，浔江鲥鱼绝产。

号称中国四大名鱼之一的淞江鲈目前已极度濒危，通海河流上的水工建筑是其致危的主要因素。此物自古名扬天下，先有西晋张翰因思念故乡鲈鱼、莼菜而辞官东归（成语“莼鲈之思”源于此典故），后有辛幼安以“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借物咏志。鲥鱼和松江鲈之于中国人的意义，远非一盘下酒菜那么简单。倘鲥、鲈不再，后人还能从南朝、宋代典籍中读出祖先的人生况味么？让这些鱼儿灭绝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是不是该有点文化上的负疚感呢？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早在1958年，山东利津县在黄河筑坝（打鱼张工程），次年兴盛数百年的东平湖鲚鱼捕捞业遂成泡影[^12]；广西郁江西津电站建成后，郁江野生鱼苗产量10年剧降90%，驰名中外、远销东南亚的野生鱼苗装捞渔业化为乌有；广西恭城河虎豹电站大坝截流当年，正值产卵期的数万公斤银飘鱼跳坝死亡，从此锦鳞盈江的盛景不在，银飘鱼捕捞业一蹶不振^[13]。

何以如此？现在可以拿鱼类进化说事儿了——中国的鱼与中国的江河共存了两千多万年，从没见过水坝这玩意儿——您短短几十年内弄出这么多坝来，老子想进化也来不及啊！几十上百万年后能否适应水坝并进化出新种呢？理论上有可能，前提是中国的鱼不要在我们这几代人手里死绝。

讨论至此，不妨归纳一下水坝对鱼类的影响：

   一、水坝对河海洄游鱼类的影响是致命的，中华鲟、白鲟、鲥、鲚类、鳗类、松江鲈的衰败已成定局，可预见的将来这一趋势仍将持续。

二、水坝对急流性鱼类、流水中产卵鱼类、产漂流性卵鱼类有严重影响，其严重程度与坝高成正比。如果在落差大的河流上建梯级高坝，最终结果也将是致命的^[14]。

三、水坝对静水中产卵鱼类也有不利影响，原因是水域中水生高等植物和底栖动物群落衰败导致的鱼卵附着物减少、饵料匮乏。对前者可通过人为措施加以改善，对后者则无有效办法补救，水体生产力将因此而降低。

四、水坝以上形成的广阔回水区对适合静水和敞水面的某些滤食性鱼类如鲢、鳙等有利，但前提是人类必须向这些水域实施大规模的放流（新安江就是这么做的）；对鳡、鮊类等掠食性鱼类也有利，前提一是放流，二是水域中须有足够的饵料鱼种。此举若在西南诸河如金沙江上游、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实施，可能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亦即原生土著鱼类的消亡。

五、除开第一种情形外，水坝建设如规划得宜（限制高度、密度，兴建过鱼设施等），甚至可以保护鱼类资源、促进渔业发展，原因在于水库有较大的生态稳定性、并可形成良好的越冬场。遗憾的是，这种鱼、坝双赢的可能性在中国已不复存在。

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江河已大坝林立而九十年代才出现鱼类资源大幅衰减，原因无非三个：一是大坝的生态效应通过干扰鱼类的繁殖行为而体现，因此有滞后现象；二是伴随经济起飞而来的水污染；三是酷捕滥鱼。水大师强调第二、三点而回避第一点，用意昭然。其实，水污染和滥渔都可能是水坝引发的次生问题：流水不腐，水坝降低河水流速、削弱水体自净能力而使污染累积；滥渔者何人？大多是水淹家园、苦于生计的草根小民。

对于中国因坝损鱼的现实，水大师不以为然，甚至还声称美国佬坝多鱼更多。但上文说过，美国的鱼类资源不若中国远矣。可以肯定，没那么些水坝他们的鱼类资源只会更丰富，若干年后好于中国也可预期。原因是，人家知错就改，为建坝规定了极其严格的批准程序（2002年美国只有2座60米以上在建高坝，中国是88座），甚至已经开始拆坝了。曾有报道，美国某州议会否定过一项建坝议案，以保护某种毫无经济价值的米诺小鱼免于绝种；今年元月初，上海数字电视《全纪实》播出过美国俄勒冈州在一条河上拆除发电厂水坝以恢复鲑鱼产卵场的纪录片，令人印象深刻。据说，1999—2003年，美国已拆坝500多座。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文章作者继续宣传一些污蔑水电开发的陈词滥调。文章说“近年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和专家学者一直试图阻止“跑马圈水”、无序开发水电资源的行为，呼吁水电工程建设要听取水生生物专家和渔业管理部门的意见。”

事实是，近年来正是由于国内外伪环保组织的造谣污蔑我国的水电开发，已经严重的误导社会。而实际上，所谓“跑马圈水”和“无序开发水电”的结果，竟然是我国十一五规划中的水电项目，三分之二都没能完成。以至于我们国家不得不多燃烧数亿吨的煤炭以弥补水电被搁置、叫停的能源损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我们之所以称这些造谣者是伪环保，就是因为他们打着环保的旗号的造谣诬蔑，已经构成了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最大破坏。然而，在这些惨痛的事实面前，居然还有人公开赞扬伪环保的造谣欺骗行为？

况且，我国的水电建设都有严格的环评要求，任何工程从来也不能忽视“水生生物专家和渔业管理部门的意见”。目前，在小南海的建设问题上，倒是一些糊涂的记者和别有用心的伪环保组织非常不满意“水生生物专家和渔业管理部门的意见”，为了达到煽动公众反水电目的，他们还要继续不断地编造各种污蔑水坝和水电建设的谣言。希望，我们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不要再继续宣扬那些违背科学的反坝谣言，用科学的态度和记者良知保护好我们环境，保护好我们的地球。

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彻头彻尾的 “反坝人士”，也不存在所谓“极端环保人士”和“伪环保组织”。人说无大爱者不足以做环保，依据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下认为那些对水坝提出异议的人动机相对高尚——你鱼都绝了种又干卿底事？反观水大师，赞建坝如口吐莲花，咒反坝则如泼妇骂街——“造谣污蔑”、“造谣欺骗”、“煽动公众”、“编造谣言”、“打着环保的旗号的造谣诬蔑”“陈词滥调”和“别有用心”等等不一而足——令人有时空颠倒之感，莫非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不过有那么一批人怀着点乡愁、家国情怀和对天地万物的恻隐之心，在一个宪法规定有言论自由的国度就水坝建设发声，水大师辄报之以政治谩骂——其言可恶，其状可鄙，其用心又何其毒也！至于因为这些人的所谓“反坝宣传”导致“十一五规划”中的水电项目三分之二没完成云云，实在是抬举——他们有那么大本事吗？如果他们的声音能被决策部门听取并“反对有效”，难道不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诡异的是，以水大师之渊博，他肯定知道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是美国的2.5倍,学老美提高能效就不要那么多水坝，但他不告诉我们；他知道，美国的人口密度不及中国的23 %，无需因建坝使近4000万人背井离乡，但他不予理会；他知道，因水坝损害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和升斗小民世代居住的家园，无异于穷人给阔佬埋单，但他仍把“保护好我们的地球”的调门高唱入云；他知道，中国对电力的需求有可能用其它发电方式满足（减排亦复如此），但他坚称水电是唯一解决之道；他知道，西南廉价水电并非都被用来满足民生对电力的刚性需求，而被大量用到了高能耗的产业上，在“构成了对…生态环境的最大破坏”的同时，令某些人群腰包大为充盈，但他缄口不言；他知道，后人比今人聪明，会想出更多更好发电、用电和节电的办法，没必要这代人把所有事儿都做绝、使中国的江河愁肠寸断，但他却急不可耐。这是为什么呢？马大胡子早说过了。

有一点水大师可能不知道，那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地球”的重任并非水电部门可以独自承担。比如，中国尚有近5000万公顷未造林地，3750亿元人民币就能绿化起来，五至八年后每年至少吸收12亿吨二氧化碳，形成12.4万亿兆焦（约1.31万亿千瓦时，相当13座三峡电站的年发电量）^[15]、[16]的能量储备，并解决2500万人的就业问题。就此若能借重水大师的如簧巧舌、如椽大笔加以鼓吹并付诸实施的话，不啻天大的好事。

在中国所有生态系统中，最危险的是淡水生态系统，其中又以江河生态系统为甚。所以如此，当与江河生态系统看似矛盾的三大特点有关：一是开放性，江河因有较大的水陆连接界且处于低位而易受干扰；二是封闭性，水体生态被破坏时，水生生物无处可逃；三是水生生物的不可及性，出于技术上的原因人们不易察觉水生生态系统的变化，等到发现问题时却为时已晚（白暨豚的灭绝殷鉴不远）。既然掌控（非破坏）生态系统尚为人力所不及，那人类能做的不过是顺应天道，尽量少干扰生态系统的自在状态，慎建坝、少建坝。鉴于大坝早已遍布国中且水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的现实，建立淡水鱼类生态保护区和种质资源库乃当务之急。把物种保住，或能拯救危机于万一。

在此申明一点，在下非但不一味反坝，还对中国水电人为发展水电事业所作的非凡努力与巨大成就心存敬佩。但鉴于中国鱼类资源所面临的巨大危机，在下以为救鱼是更为紧迫的事——历史留给它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水坝可建可拆，然而中国的特有鱼类一旦失去，不可复得。为了让那些美丽生灵能在中国的江河中生存下去，水博们能不能手下留情呢？

        2. 全国水电宣传工作会议资料 2010年8月22日

        3.《决胜生物质》石元春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1年2月 p55.

        4. 同上书 p55.

        5. 同上书 p246.

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7.《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乐佩琦 陈宜瑜 科学出版社 1998年

8.《长江口鱼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年

        9.《钱塘江鱼类资源》上海水产大学 1990年

       10.  mongabay.com/biotope-countries.htm.

       13. 《大坝与救鱼的论争—论水利枢纽工程对渔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周解、何安尤等 《广西水产科技》2004年第02 期

                                     2011年3月于北京和平里

参考文章：珠江流域建1.4万座水库 导致渔业资源衰退

法制日报

12月6日报道 明年起,我国将在南方最大河流,也是全国四大河流之一的珠江实施禁渔期制度。农业部渔业局近日在广东珠海召开会议,对制度的实施予以部署。

珠江素有“我国南方天然水生生物资源基因库”之称,该流域禁渔期制度的实施,背后自然有渔业资源衰退的坏消息。据有关方面调查,近30年来,由于江河污染、过度捕捞,尤其是沿江拦河水电工程的兴起,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负面的影响。江河捕捞的经济鱼类产量逐年下降,捕捞种类减少,渔获物中鱼类呈低龄化和小型化。一些高价值的洄游性鱼类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已濒临灭绝。

专家分析认为,水坝建设、过度捕捞、水体污染、航道整治、大规模无序挖沙等几大原因导致了珠江渔业资源的衰退。

仅以水坝建设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珠江全流域内已建有水库工程14000多座。重要的水库工程有东江水系的新丰江、白盆珠、枫树坝,北江水系的飞来峡、南水,西江水系的龙滩、天生桥、岩滩长洲等水利水电工程,水电总装机容量达2000万千瓦。这些水电水利工程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作用的同时,对渔业资源和环境产生了深远、严重的影响:

其一,鱼类产卵繁殖需要特定环境,如水温、水流、底质等条件,在拦河大坝建设后,破坏了原有繁殖场的环境,造成自然繁殖的困难；

其二,拦江拦河大坝使洄游生殖的鱼类不能到达产卵场所,或产卵后鱼卵没有足够距离和时间孵化和完成早期的发育；

其三,大坝的落成提升了水位、水流速度变缓,改变了河床的生态,影响了鱼类的生存环境。

珠江流域面积45万多平方公里,跨越中越两国,在我国境内流经滇、黔、桂、粤、湘、赣六省(区),水系主要由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诸河段组成。支流众多、水系发达的珠江,具有流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态多样性等特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调查,珠江水系记录鱼类有385种,主要经济鱼类有53种；名贵鱼类有鲥鱼、卷口鱼、斑鳠等23种；有中华白海豚、中华鲟、鼋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头鲤、金线鲃、花鳗鲡、唐鱼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十几种,还有珍稀鱼类及水生动物淡水赤魟、佛耳丽蚌等。

但近年调查显示,洄游性、半洄游性鱼类在珠江流域逐年减少,有些品种濒临灭绝。如在西江肇庆段还能见到七丝鲚、花鳗鲡、白肌银鱼等5种洄游性鱼类和花鰶、三线舌鳎、鮻、花鲈等共8种河口鱼类,但在梧州江段由于长洲水坝阻隔,其上游已难觅这些鱼类的踪影。在北江支流的连江,由于11级梯级水坝阻隔,中上游江段洄游性和半洄游鱼类基本消失,产漂浮性卵的种类资源大幅下降,有些种类仅依赖人工增殖放流才能维持种群。

据调查监测,珠江流域主要经济鱼类的捕捞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呈现下降态势,近年西江河段渔汛期间单船日平均捕捞鲮鱼为4公斤、鲤鱼为1.5公斤、草鱼1.7公斤,不足九十年代的一半。名贵鱼类、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稀少,如鲥鱼、中华鲟等品种已多年无捕捞记录,而据历史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江鲥鱼年产高达40万公斤。

近年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和专家学者一直试图阻止“跑马圈水”、无序开发水电资源的行为,呼吁水电工程建设要听取水生生物专家和渔业管理部门的意见。换句话说,其中要有“鱼之声”。但现实不容乐观,“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水电开发一再让路即是最典型的例子(见2009年7月9日本报《小南海,长江上游珍稀鱼类的绝地?》)。今年初记者和农业部渔业局一位官员谈及此事时,这位官员表示,国家级保护区要调整,我们想挡是挡不住的。据其介绍,农业部也正在通过设立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对区域内水域和水生生物进行严格保护。对水生生物伤害较大的工程建设,也在和有关部门配合,对其进行环评,采取补偿补救措施。

但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工业带来较高gdp之地,渔业部门位置较弱,常常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在一些涉及破坏或改变水域环境的水电、工业、民用等大型涉渔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估中,很难听见他们的声音。

对此有关专家提出较具体的建议:作为珠江流域渔业管理协调机构的珠江流域渔业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做地方渔业部门难做、不便做的工作。水利电力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估和补偿正属此类。“珠渔委应尽快选择合适切入点,介入水利电力工程的环境评估”。

专家还呼吁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积极行动,开展调查研究,与水利、电力和环保部门加强沟通,并根据渔业法、《中国水生生物养护行动纲要》精神进行交涉,防止重复过去“先建设后研讨”、“先破坏后治理”的现象。